襄州襄阳城南汉江如练绕着一片错落的青砖黛瓦缓缓东流。
武周长寿二年(693年)的深秋一艘乌篷船泊在渡口船头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老者鬓角已染霜色却双目如炬望着江面上来往的官船商船眉头微蹙。
此人便是时年68岁的张柬之刚从蜀州刺史任上卸任正要前往荆州赴任大都督府长史。
这已是他十年间第三次被贬迁从繁华的神都洛阳一步步被推向南方的烟瘴之地。
野史《唐阙史》中曾记载张柬之年轻时曾在襄阳城南的“鹿门山书院”苦读与当时的隐士孟浩然有过交集。
一日二人同游鹿门寺孟浩然见他手不释卷叹道:“先生之才当为廊庙之器何久困林泉?”张柬之抚须笑答:“良禽择木而栖今上(指武则天)虽女主却能纳贤才待时而动即可。
”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却勾勒出张柬之早年的心境——他并非甘于隐世的隐士而是在等待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时机哪怕这个时机一等就是四十年。
唐朝初年的选官制度仍残留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遗风。
张柬之出身襄阳张氏虽为地方望族却非关中世家或山东士族在京城官场缺乏根基。
他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按例被授予“秘书郎”一职负责掌管宫廷典籍。
这本是个清贵的起点可他性子耿直不屑于攀附权贵更不愿参与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久而久之便成了同僚眼中“不合时宜”的人。
野史《朝野佥载》里有个小故事:高宗上元年间张柬之在秘书省任职时上司李义府(武则天早期宠臣)想拉拢他以“提拔为着作郎”为诱饵让他在一件冤案中作伪证。
张柬之当场拒绝说:“公为宰辅当辨冤屈而非罗织罪名。
柬之虽微却知‘直道’二字断不可为。
”李义府恼羞成怒此后便处处打压他将他外放为清源(今福建泉州)县丞。
这一去便是二十年。
在清源任上张柬之并未消沉。
野史记载他“劝农桑兴学校抑豪强”把一个偏远小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当地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碑文中称他“视民如子革弊如切”。
可这些政绩却难以传到京城——当时的地方官若无人举荐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晋升之机。
直到调露元年(679年)44岁的张柬之因“治县有功”被调回洛阳任监察御史才算重新踏入权力中枢的边缘。
监察御史虽官阶不高(正八品下)却有弹劾百官的权力。
张柬之上任后便盯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武承嗣(武则天侄子)。
武承嗣为了争夺“皇嗣”之位诬陷皇孙李重润(唐中宗之子)谋反导致李重润被处死。
张柬之搜集了武承嗣构陷的证据在朝堂上直言进谏请求高宗彻查。
可此时武则天已临朝称制正着力扶持武氏族人张柬之的谏言不仅被驳回还被贴上“离间宗室”的标签再次外放为合州(今重庆合川)刺史。
这一次外放又是十五年。
从合州到蜀州再到荆州张柬之的足迹遍布南方年近七旬却还在地方官的任上辗转。
野史《襄阳耆旧记》中说他在荆州任上时曾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贴在府衙的墙上既是自勉也是对命运的不甘。
当时的荆州百姓只知这位老刺史清廉正直却没人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者日后会搅动整个大唐的政局。
武周久视元年(700年)神都洛阳的宰相府内狄仁杰正与武则天商议朝政。
武则天晚年虽仍牢牢掌控着皇权却也开始担忧继承人问题——是传位给侄子武三思、武承嗣还是传回给儿子李显、李旦?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争论不休。
狄仁杰一直主张“还政李唐”见武则天面露愁容便趁机进言:“陛下若立武氏子为嗣千秋之后太庙中岂有姑母的位置?不如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既可安天下人心又能保全自身祭祀。
”武则天沉默良久未置可否转而问道:“朕近来觉朝中缺少能断大事的宰相你可有人选推荐?”狄仁杰早有准备脱口而出:“荆州长史张柬之虽年近八十却有王佐之才若用之必能为陛下分忧。
”武则天皱眉:“如此高龄尚能理事?”狄仁杰坚持:“张柬之精力过人且深谙朝政利弊比那些年轻却只会迎合的官员强百倍。
陛下若不信可召他来洛阳一试。
”这段对话在野史《狄梁公传》中有更生动的记载:狄仁杰为了举荐张柬之先后三次向武则天进言。
第一次举荐后武则天只给张柬之升了个“洛州司马”(从五品下);第二次狄仁杰又说:“陛下用张柬之却只给了司马之职是大材小用。
”武则天无奈将张柬之升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部长正四品上);直到第三次狄仁杰跪在武则天面前语气恳切:“臣举荐张柬之是为宰相之位若不能委以重任不如不用。
”武则天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点头:“朕依你召张柬之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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