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道万界的稳健大神第183章 华侨们的态度变化

徐渊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茶杯听着岳父陈济晟提及南洋商会近期减少对南京政府公债认购的消息眼底掠过一丝了然。

在他的上帝视角里这种“撤资”并非偶然而是南洋精英群体对“政治标的”进行风险重估后的必然动作——当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潜力股”接连暴露致命缺陷精明的投资者绝不会抱着民族情感赌上全部身家。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提交的“年度答卷”彻底击碎了南洋精英的期待。

徐渊清楚记得1932年淞沪会战期间南洋华侨曾自发组织募捐团短短三个月募集捐款超千万元甚至有富商变卖祖宅购置战机支援前线。

可国民政府的回报却是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的妥协退让以及后方官员借“抗战筹款”之名中饱私囊的丑闻。

那些曾怀揣“建国理想”的侨商逐渐看清了这届“管理层”的本质：蒋介石集团将“剿共”置于“抗日”之上如同企业将内部权力斗争凌驾于核心业务发展而各级官员的腐败则像不断侵蚀利润的“内部蛀虫”让“投资侨民利益”的承诺沦为空谈。

更让南洋精英警惕的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势力的失控。

陈济晟提到去年南洋富商李光前考察西南时亲眼目睹湘军与桂军在湘桂边境对峙而南京政府不仅无力调停反而借机向地方摊派“剿共军费”。

这在徐渊眼中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典型表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导致政策无法落地资源被内耗分流就像一家母公司无法管控分公司却要求投资者持续注资填补窟窿。

于是南洋精英开始调整策略：他们不再将资金直接汇入南京国库转而选择“定向投资”——资助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培养海军人才捐赠款项修建滇缅公路甚至私下与粤军将领建立联系。

这种分散投资的逻辑本质上是在为“风险资产”设置安全垫既保留与南京政府的合作窗口又为自己预留更多后路。

徐渊抬眼看向窗外远处轮船的汽笛声混着街头的叫卖声构成一幅看似平静的时代图景。

但他知道南洋精英的每一次选择都在悄然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他们不是单纯的政治投机者而是在时代洪流中用商人的理性计算着生存与发展的边界而这些看似细碎的抉择终将在未来汇聚成改变国家命运的力量。

徐渊正代入南洋华人对思维模式分析着蓦地陈济晟似乎想起了什么将茶杯重重顿在桌面瓷杯与木桌碰撞的脆响打断了徐渊的思绪。

“前几日新加坡商会聚会有人提及汕头那边有赤色分子活动在座各位脸色都变了——谁也不想自家辛苦几代人积累下的橡胶园和其它产业哪天被‘分’了去！”岳父的语气里满是忌惮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显然对“共产”二字深恶痛绝。

徐渊握着茶杯的手微微一紧指尖感受到杯壁传来的凉意。

他完全理解这种恐惧却无法像岳父那样将其简单归为“赤色威胁”。

在他的认知里南洋精英对红军的排斥从来不是国民党几句宣传就能煽动的而是刻在阶级基因里的本能反应。

就像岳父在苏门答腊拥有三座橡胶园手下雇着上百号工人每年靠着橡胶出口赚取巨额利润——共产党“消灭剥削”的纲领在他眼中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会直接冲垮他毕生基业的洪水猛兽。

徐渊甚至能想象到当岳父听到“打土豪分田地”时脑海里浮现的不是阶级解放而是自家账本上的资产数字是种植园里挂着的“陈记”木牌被砸烂的场景。

这种根植于利益的恐惧远比民族情感更能左右人的选择。

“国民政府那边总说苏区是‘人间地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陈济晟又补充道语气里多了几分不确定“虽说未必全信但去年有个从赣州过来的商人说亲眼见着红军把地主的田契全烧了还把商铺分给了穷小子——这要是真的咱们这些人哪还有立足之地？” 听到这话徐渊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他清楚岳父口中的“真相”不过是信息不对称催生的认知偏差。

1934年的南洋能接触到中共真实主张的人寥寥无几。

国民党的报纸上红军永远是“共产共妻”的妖魔形象；而那些从国内逃出来的地主、商人又带着自身的阶级偏见添油加醋地描绘苏区的“恐怖”。

南洋精英们就像被蒙住双眼的投资者只能依靠这些扭曲的信息来判断“红军”这个标的——既看不到苏区土地革命背后农民翻身的真实图景也不知道中共正在酝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无法预见长征将如何重塑中国革命的格局。

他们眼中的“做空”看似是理性的风险规避实则是被局限的认知所困。

徐渊张了张嘴想跟岳父解释些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没有亲眼所见的事实没有足以颠覆认知的证据仅凭自己的几句话根本无法打破阶级与信息筑起的高墙。

就像岳父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穷人生存的艰难南洋精英也很难相信共产党的纲领并非要摧毁一切而是在为另一种未来铺路。

徐渊只能沉默地看着岳父看着他因焦虑而紧锁的眉头心里清楚要改变这一切还需要等待历史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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