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这些徐渊把名单和合同细则叠在一起用铜镇纸压住。
窗外的雾气彻底散了阳光透过玻璃照在纸上把“技术顾问”“培训目标”这些字照得发亮。
他抓起办公桌上的手摇电话机(1934年山城的电话多是手摇式需通过总机转接)转了两圈摇柄对着话筒说:“接人事科让王科长明天把所有欧美技术人员请到小会客厅我要亲自跟他们谈合同——记住把咱们的诚意讲透别省话。
” 挂了电话他又看向名单上的“汉克·密尔顿”们心里有了底:钱给够、尊重给足、目标明确这些“火种”一定能留住。
而只要火种不灭他的工业巨轮就有了真正能驱动的引擎。
除了需要留住最初这批跟随“大采购”计划而来的欧美技术骨干外徐渊的思考并未止步。
他清醒地认识到“输血”终有尽时唯有自身具备“造血”能力方能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工业脊梁。
由此一个庞大而系统的人才培养计划——“基石计划”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
徐渊在视察工地和工厂时曾经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凭借血肉之躯与简陋工具拼搏的场景。
他对此感慨道:“民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满大街都是渴望活下去的力气。
他们能肩挑背扛能挥汗如雨但其中能看懂图纸、操作机床、维护电机的人堪称凤毛麟角。
这不是人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我们与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是机器更是操纵机器、理解机器、创造机器的人。
这种‘结构性智识缺失’是扼住我们工业化咽喉的最大瓶颈之一。
” 他进一步意识到单纯依赖传统的师徒相传效率太低知识边界也过于狭窄无法满足现代化大生产对标准化、规模化技术人才的需求。
因此他下定决心:“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系统化的‘造血’机制这比买来十座最先进的工厂更为根本。
我们要开的不是一两所学校而是一条让千万普通青年得以跻身现代工业文明的晋升通道。
” 首先可以搞速成班“突击队”培养模式。
主要面向识字、具备学习能力的退伍军人以及有一定悟性的年轻工人。
招募告示可以贴满了各大城市和徐氏旗下的工厂口号是“学一门手艺安身立命;练一身本领报效国家”。
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天学习训练长达10-12小时课程高度浓缩摒弃一切虚文。
例如车工班专注于识图、测量、刀具选择与各类车削操作;电工班则强攻基础电路、电机原理、故障排查与安全。
3-6个月后通过严格考核的学员将如同一支支“技术突击队”被成建制地输送到新建的工厂、矿山和铁路工地迅速填补基层技术岗位的空白确保买来的设备能第一时间转起来。
其次就是建立正规技工学校这不仅是培训机构更是徐氏实业体系的“黄埔军校”。
校址需要特意选在大型机械厂旁校训定为“手脑并用知行合一”。
招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优秀青年学制1-2年。
入学需经过严格的文化课和简单逻辑测试确保生源质量。
课程设置上除系统理论外更强调“真刀真枪”的实践。
学生需要在校办工厂里从加工一个合格的螺丝开始直到最终能独立组装、调试一台小型机床或内燃机。
还要在教材与师资上下功夫——博采众长再加以本土化再造! 急需成立专门的“技术编译局”首要任务是将随设备海运而来的数以吨计的技术手册、操作规范和维护指南快速、准确地翻译成中文。
但这并非简单照搬徐渊的要求是每一本教材都必须加上自己的案例、注释和心得。
欧美标准固然要学但更要结合当前国内现有的材料、工艺和使用环境进行改编——后来由此诞生的《徐氏机械工学讲义》、《实用电工技术》等语言通俗插图丰富成为了广受欢迎的经典教材。
徐渊的计划里师资队伍最终会构成一个有趣的“三结合”模式。
一部分为高薪聘请留用的欧美工程师负责传授最前沿的标准、理念与思维方式。
一部分是那些从欧美、日本学成归来的工程师和学者他们既有理论高度又了解国情是沟通中西技术的桥梁。
还有一部分是以极高待遇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匠人”、“老师傅”。
他们或许不懂微积分但对手中工具的掌控和工艺的理解已臻化境他们的经验、窍门被系统地整理记录融入教学可以避免了“绝活”失传。
这个混乱而又炽烈的国家没有这么多时间慢慢积累了所以要保证理论与实践结合——工厂即课堂作品即答卷。
技工学校和主要工厂在物理空间和管理体系上紧密融合。
学校的学生是工厂的“预备役”工厂的难题是学校的“研究课题”。
学员定期进入生产线顶岗实习其作品——一个零件、一套组装件只要通过质检就能直接用于实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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