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黄埔路官邸书房内午后的阳光透过厚重的奶白色窗帘在红木书桌上投下几道昏沉的光斑空气却凝重得能拧出水来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蒋介石将那份关于徐渊在重庆为其子女大办周岁宴的详细报告重重拍在桌上“啪”的闷响震得砚台里的墨汁晃出几圈涟漪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发皱指节泛白。
他猛地站起身深灰色中山装的衣角扫过椅面背着手在铺着军用地图的地板上来回踱步。
锃亮的黑皮鞋碾过地图上“四川”区域的等高线每一步都像踩在无形的焦虑上。
光头上青筋隐隐跳动顺着鬓角蔓延至下颌脸色阴沉得如同嘉陵江汛期的乌云眼底翻涌的怒火几乎要冲破眼底的红血丝——他最恨的就是在自己眼皮底下藏着失控的火苗。
指尖捏着的报告被汗水浸得发潮字句像淬了冰的钢针一下下扎在他最敏感的神经上。
“四川地方势力与新兴实业资本紧密结合”那行字旁边还附着徐渊与川军将领碰杯的照片两人笑容里的熟稔刺得他眼疼;“影响力日增于川中渐成枢纽之势”底下标注的宾客名单里既有重庆商会的头面人物又有几个他曾试图拉拢却未果的乡绅密密麻麻的名字织成一张他看不见的网;最让他心口发紧的是那句“产业布局深具战略眼光恐对未来中央政策在川之推行产生影响”报告后附着的徐渊旗下工厂分布图从兵工配件到粮食加工恰好卡在川渝经济的要害处像一把无形的钳子正悄悄扼住西南的命脉。
他突然停下脚步指节重重叩击地图上“重庆”的位置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忌惮像藤蔓一样缠上心头——徐渊既不像其他地方军阀那般张扬也不似政客般油滑偏偏用一场周岁宴将川地的人脉、资本与势力揉成一团摆到了明面上。
这种“不声不响成大事”的手段比明目张胆的对抗更让他忌惮。
可忌惮里又裹着难以言说的无奈:眼下抗战刚过中央财政吃紧西南是重要的物资基地他既不能贸然动徐渊怕搅乱川地局势;又不能放任不管眼睁睁看着对方成为西南的“隐形霸主”。
首先是投鼠忌器的经济政治顾虑。
徐渊的根早已像老榕树的气生根般深植于江浙财团的土壤里。
尽管他将兵工厂、纺织厂等核心产业重心悄然转移至西南在重庆、成都织就新的产业网络但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与地域观念里他依旧是“江浙帮”无可替代的重要一员——逢年过节他派往上海的特使总会带着西湖龙井与绍兴黄酒登门拜访虞洽卿、张嘉璈、钱新之这些财团元老;上海银行公会的重要决议他即便远在重庆也能通过加密电报参与讨论;甚至江浙商人在西南投资遇阻时第一个想到的靠山仍是徐渊。
这份盘根错节的关系恰是蒋介石最深的顾虑。
江浙财团本就因孔宋家族借战时统制经济大肆挤压而对中央离心离德上海的纱厂老板们私下里早已抱怨“中央只知刮钱不顾商人生死”。
若此时对徐渊采取查封产业、限制行动等过激手段无异于在这些昔日“钱袋子”的心上扎刀子彻底寒了他们的信任。
要知道国民政府每月“剿共”军费的三成仍需依赖江浙财团的债券认购与银行贷款;上海的关税、盐税更是支撑中央财政的支柱。
一旦引发整个江浙资本圈的强烈反弹——罢购公债、收缩信贷、转移资产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立刻会陷入绝境前线士兵的粮饷、弹药供应都将断档。
牵一发确有可能动全身这步棋蒋介石不敢轻易走。
其次是美国因素的干扰。
在蒋介石的认知里徐渊早已不止是一个坐拥千万资产的民族资本家更是“美国人在中国的重要代理人”是插在远东土地上的一根“美国楔子”。
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至今锁着军统送来的密报:徐渊与梅隆家族合作在重庆开办的汽车组装厂所用设备全是美国军工标准;他的所谓“经理团代表”去年访美时与摩根财团代表在华尔街咖啡馆密谈两小时的照片被洗成了清晰的大图;甚至美国驻华武官每次考察必会绕道徐渊的工厂参观临走时还会带走几箱徐渊旗下酒厂产的出口型威士忌——这些细节都让蒋介石深信徐渊背后站着的是足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强大资本。
而此刻的国民政府正像溺水者抓住浮木般依赖美国援助:亟需美国承认其“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压制中共与地方势力;亟需美国的“租借法案”延续为“剿共”提供武器弹药;甚至中央银行的法币稳定都要靠美国对华白银贷款支撑。
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下贸然动一个被美国资本视作“利益代言人”的人物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不堪设想——美国会不会暂停援助?会不会在国际舆论上批评国民政府“迫害外资伙伴”?会不会转而与其他势力接触?这些不确定的风险像悬在蒋介石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对徐渊多了几分“碰不得”的忌惮只能暂时按下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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