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电文是给南京的徐渊的笔锋陡然变得圆滑而锋利:“抬头用‘敬告南京诸公’保持商人对政府的尊重却暗含警示。
”他想起大姐夫覃文运会见宋子文时的场景那些官场的辞令背后全是利益的权衡。
“‘当前危局首在避免内战此为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把调子定在‘民族大义’上让主战派难以反驳。
”徐渊冷笑一声“‘张、杨此举虽属悖逆然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诉求深合全国民意’——先骂一句‘悖逆’表立场再点出他们诉求的合理性堵死‘只谈平叛不谈抗日’的路。
” 针对主战派的军事行动他的措辞带着警告:“‘若大举讨伐势必引发更大规模之内战中央权威亦将分崩离析届时日寇坐收渔利国将不国’——把后果说透尤其是‘中央权威分崩离析’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也是孔宋等人最担心的。
” 最后他抛出解决方案也是给主和派的台阶:“‘当务之急是派遣可靠大员(如宋子文、端纳先生)赴西安接触’——点名宋子文和端纳这两人是蒋介石能信任、张杨也能接受的暗示我们已有渠道沟通。
‘国民政府如今内外交困更需要蒋公出面主持大局’——给足南京面子也暗示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
” 三封电文拟毕徐渊逐字审阅确认没有破绽。
译电员将密码纸卷起塞进中空的毛笔杆交给三位不同路线的信使。
密室的门再次关上时炭盆里的火星正慢慢燎原如同他此刻心中的盘算——这三封电报就像三根细针要在西安、南京、延安这紧绷的三角上小心翼翼地校准历史的天平。
“就看这几日了。
”徐渊望着北方窗外的阳光终于穿透了重庆的雾霭在地图上投下一道亮痕恰好落在“西安”二字上。
为了多方联动达成最终目的徐渊动用了他的宣传力量。
在“主战”喧嚣压倒一切的舆论场中单纯的呐喊毫无意义必须用“客观”作铠甲以“公义”为利刃。
他连夜召见《大公报》重庆版主编与《渝声晚报》社长指尖划过草拟的评论提纲:“笔调要稳像在说公理不是讲立场。
” 次日清晨重庆街头的报童刚喊出“《大公报》特评”报纸便被争抢一空。
那篇题为《国难当前岂容同室操戈》的评论开篇便引述绥远抗战中将士的家书:“日寇炮轰百灵庙时弟兄们怀里揣的还是家乡的泥土哪分过中央与地方?”文中巧妙穿插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教训含蓄点出“派系之争从未换来一寸失地”文末那句“国家利益当为一切恩怨的度量衡”被无数读者圈点传抄。
紧接着《华商日报》连续三日推出“时局观察”专栏以数据佐证“西南厂矿月产钢铁可抵日军三月消耗”反问“若内战起军需自何处来?”;《新民周刊》特刊则刊登了二十位西南名流的联名信其中“日寇在华北增兵三万而我们的枪口却对准同胞”的诘问直刺人心。
这些言论如细流汇江迅速穿透主战派的舆论壁垒。
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特意转载了重庆报刊的评论北平的东北救亡总会也发电称赞其“道出民众心声”。
更关键的是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府邸里徐渊授意刊发的文章被反复研读——刘湘看着报上“川黔运输线一旦中断粮械将滞留三峡”的分析当即致电南京“请以政治手段解决陕事”这份电报的措辞与《渝声晚报》的社论几乎如出一辙。
舆论造势的同时徐渊的手已按在了西南经济命脉的开关上。
12月16日重庆21兵工厂的汽笛突然长鸣工人被紧急召集厂区四周拉起铁丝网原本对外运输的军火列车悄然停靠在专用站台;綦江铁矿的采矿设备虽未停工却暂停了民用钢材供应矿场出入口多了荷枪实弹的守卫;民生公司的十余艘江轮一改常态以“检修”名义停泊在朝天门码头阻断了部分川江航运——这些徐渊掌控的核心资源恰好扼守着西南军需与民生的咽喉。
消息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发布却顺着商会、栈行、地方军阀的密探网络悄然扩散。
南京军政部的密报显示“西南重要厂矿均进入戒备似有响应西安之意”;何应钦派往重庆的联络员在电报中提及“民生公司江轮停摆中央军驻川补给恐受影响”。
最微妙的传递发生在上海租界一位与宋子文交好的银行家“偶然”透露:“徐先生控制的西南电厂若断供重庆半数军政机关将陷入黑暗。
” 这绝非军事威胁却是比枪炮更有力的警告。
徐渊很清楚西南作为未来可能的抗战后方其厂矿产能与运输网络是南京无法忽视的战略资产。
何应钦原本计划调遣的西路集团军其装甲部队的燃油需经川黔公路运输一旦这条线路因“戒备”受阻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陷入被动。
正如宋子文在日记中所写:“西南之态不可不虑若逼其倒向西安内战必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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