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道万界的稳健大神第233章 风暴前夕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又经历了一个四季轮转南山书房里那幅巨大的地图上的颜色在徐渊眼中正变得愈发刺眼。

自去年四月底那次内部通气会后他借梅隆家族之势向国民政府传递的“提醒”似乎起了一些作用明目张胆的刁难有所减少但空气里弥漫的那种无形压力并未消散反而随着时间流逝与窗外整个国家的危局一样愈发沉甸甸地压在心口。

已经是民国二十六年（1936）十二月五日重庆的雾比往日更浓像化不开的墨汁将徐家大院的飞檐翘角都浸得发沉。

徐渊坐在南山书房里指尖捏着刚送到的情报纸页边缘被雾水洇得发潮上面“委员长昨日飞抵西安督责西北剿匪”的字样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竟透着几分刺骨的寒意。

他抬手按在眉心那些从去年夏末开始的片段像翻卷的潮水般涌进脑海—— 一九三五年七月书房里第一次飘进华北的硝烟味。

情报员裹着一身尘土闯进来递上《何梅协定》的抄件字里行间“撤出河北、平津驻军”的条款像一把钝刀慢悠悠割着他的神经。

他当时猛地起身指尖狠狠戳在墙上的地图上河北那块淡蓝色的区域瞬间成了心口的朱砂痣。

“日本人这是要把华北剜出去啊。

”他对着老周低声说声音里压着怒火。

可怒火没用他只能连夜拟了三份密电一份发往上海的商号让他们把囤积的棉纱、药品往北方转运；一份致安德森以“华北矿业勘探受阻”为由暗请梅隆家族向南京递话；还有一份发给陕北的秘密联络点告知“货将经晋绥线送抵注意接应运输”。

那时候他就知道所谓“外交交涉”不过是南京的缓兵之计这山河得靠自己人一点点守。

转眼到了十一月殷汝耕在冀东挂起伪政权旗帜的消息传来时徐渊正在钢铁厂的高炉旁。

通红的铁水从出铁口涌出映得他脸上一片灼热可心里却冷得像冰。

高炉轰鸣着产出的钢材一部分明面上要送南京兵工厂——那是给蒋介石的“投名状”好换得西南产业的喘息；另一部分则被悄悄截下拆成零件混在民用机械里往陕北运。

他看着工人师傅们连夜打磨零件布满老茧的手在铁件上摩挲嘴里念叨着“多造点家伙好打鬼子”忽然就觉得这沉甸甸的钢铁或许就是撑起国运的筋骨。

可南京那边传来的却是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那句“最后关头”的表态他当时对着报纸冷笑“最后关头？再等下去华北都成日本人的后院了。

” 冬雪落下来时北平的惊雷炸响了。

十二月九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顺着无线电波传到重庆时徐渊正对着《渝声晚报》的校样发呆。

编辑请示要不要删去学生游行的报道他指着版面上的空白处沉声道：“加用词隐晦些但要让重庆人知道北平的学生在替谁呐喊。

”当晚他就让“厚生慈善会”的人备好棉衣和粮食往北平方向送——那些流亡的学生里藏着未来的希望断不能让他们冻着、饿着。

也是在那个月瓦窑堡会议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六个字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些。

历史的齿轮终究没偏得太远火种还在就有燎原的可能。

开春后陕北的消息渐渐暖起来。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情报送到时徐渊正在看药厂的磺胺试制报告。

他握着那张薄薄的纸忽然笑了——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剩下的三万多人都是从血里捞出来的硬骨头。

可这份欣慰没持续多久南京的调令就来了：蒋介石在西安设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三十万兵力压向陕北。

他立刻让人查东北军的动向情报反馈回来的“剿而不剿”四个字让他眯起了眼。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的战报东北军六千多人伤亡张学良怕是早已心冷了。

他那时就隐约觉得西北的天要变了。

六月的两广事变像是给这紧绷的局势又添了一把火。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举旗“抗日反蒋”的消息传来徐渊正在上海处理最后一批的资产转移。

法租界的咖啡馆里他听着邻桌商人议论“南京要完了”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早已是强弩之末连自家阵营都稳不住了。

他当即下令把上海剩下的纺织厂设备、银行存款尽数往重庆和南洋转移。

上海的物价已经疯了一碗阳春面从五分涨到七分五法币像纸一样不值钱再留着资产怕是要被通胀和战火吞得干干净净。

最让他揪心的莫过于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这大半年来他所经营的工厂里工人们总是怨声载道。

老师傅们抱怨着：“工资怎么都赶不上米价啊！”而那些从农村来的学徒们更是满脸愁容地说：“家里都快揭不开锅啦！” 尽管厚生慈善会不断地发放赈济粮但灾区的消息依然如潮水般涌来。

黄泛区的灾民们逃到重庆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只能跪在商号门口苦苦乞讨。

那些孩子们饿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了心生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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