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道万界的稳健大神第293章 内部平衡

徐渊深知隐形帝国的稳固既要防外部地缘挤压更要防内部权力旁落。

因此在华渊管理委员会及核心体系内他精心布下“派系分立、权责交叉、相互掣肘”的制衡棋局——所有亲信皆为他一手提拔、绝对效忠但彼此间却形成天然的权力张力而徐渊本人则始终站在棋局中央成为唯一的决策者与最终仲裁者。

徐渊的核心亲信圈围绕“军事、金融、情报、行政”四大核心领域形成四大派系每个派系的领军人物都手握重权却又被其他派系死死牵制无人能独善其身。

就拿赵烈来说作为徐渊在缅北战场的头号悍将统领一部分“新华人独立兵团”与“南洋华人独立军”的核心战力是帝国的“枪杆子”掌舵人之一。

他手握兵权是除了徐渊和曾维献之外能调动两地驻军的少数几人之一却处处受限： 军费与装备由金融派掌控——军队的弹药补给、军饷发放、装备升级需向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经金融派首领沈慕言审核后再由徐渊最终批准。

沈慕言常以“财政预算不足”“优先保障民生经济”为由对非必要的军事扩张申请“打折扣”倒逼​赵烈必须与金融派协商而非独断专行； 军事行动受情报派监督——情报派首领苏曼卿麾下的“暗影社”在军队中安插了专职联络官名义上是提供情报支持实则全程监控军队动向——从兵力部署到军官任免情报网络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徐渊杜绝赵烈培植私人势力的可能。

赵烈曾想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新加坡独立军师长却因情报派反馈“该军官与马来亚苏丹国私下有联系”被徐渊直接否决最终只能听从委员会的任命。

沈慕言掌控华渊金融集团管着帝国的“钱袋子”负责香港的金融运作、三地贸易结算、矿产与橡胶的定价销售是帝国经济的核心支柱。

但他的权力同样被层层束缚： 资金调配需行政派背书：任何大额资本支出（如投资缅北工厂、支援新加坡基建）都需行政派首领顾维桢出具“项目可行性报告”明确资金用途与预期收益否则无法启动。

顾维桢常以“行政效率”“民生优先级”为由驳回沈慕言一些过于激进的金融投机计划避免帝国经济过度冒险； 账目受情报派审计：苏曼卿的情报网络下设“财务监察组”有权随时审计金融集团的账目核查资金流向是否合规。

沈慕言曾想通过海外空壳公司转移部分矿产收益刚启动便被情报派察觉徐渊虽未严惩但明确要求“所有资金往来必须公开透明”让沈慕言不敢再越雷池。

苏曼卿统领“暗影社”掌控覆盖缅北、香港、南洋的情报网络负责监听殖民当局动向、排查内部反叛者、收集周边政权情报是徐渊的“千里眼”与“顺风耳”。

她看似权力隐秘且庞大却有两大枷锁： 情报使用需经行政派审批：情报派收集的信息不能直接对外发布或用于行动需提交给行政派的“信息审核处”由顾维桢统筹判断是否符合帝国整体利益。

苏曼卿曾获取“泰国军方计划封锁边境”的情报想直接通报赵烈备战却被顾维桢拦下——理由是“需先通过外交渠道核实避免误判引发冲突”最终徐渊采纳了顾维桢的建议通过贸易谈判化解了危机； 行动权限由徐渊独授：情报派的暗杀、爆破等秘密行动必须获得徐渊的亲笔指令否则无权执行。

苏曼卿曾怀疑一名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官员通敌英国想直接抓捕审讯却因未获徐渊授权而被驳回最终徐渊亲自下令“由行政派与情报派联合调查”既避免了情报派滥用职权也维护了体系稳定。

顾维桢统筹三地行政事务负责官员任命、民生治理、政策推行是帝国的“大管家”。

他看似总揽日常管理却离不开其他派系的配合： 地方治理需军事派支持：新加坡的治安巡逻、缅北的边境管控、香港的要地守卫都需军事派分兵配合。

顾维桢曾想在缅北新增移民聚居区却因赵烈以“兵力不足需优先防守边境”为由拒绝调兵保护只能暂缓计划最终通过与赵烈协商“由移民组建预备役自卫队军事派提供训练支持”才达成共识； 政策落地需金融派供血：无论是“平价粮布计划”还是基建工程都需要金融派拨款支持。

顾维桢曾提出“在新加坡兴建华文大学”的提案因沈慕言以“当前优先保障军事开支”为由削减预算最终只能缩减规模先开设职业技术学校后续再逐步推进。

四大派系的掣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徐渊通过三大手段刻意塑造确保权力始终围绕自己运转： 其一是权责交叉避免“一亩三分地”。

徐渊在管理委员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权责交叉制”：军事行动需情报派提供支持、金融派保障供给、行政派协调地方；金融决策需行政派提供项目依据、情报派审核风险；行政政策需军事派保障执行、金融派提供资金——任何派系都无法单独完成核心事务必须与其他派系协作而协作的枢纽就是徐渊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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