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均产值论塞国比大明富庶不知几倍。
然而大明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才是商人最喜欢的市场。
管仲说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
”商人祖师爷白圭曾经说过:“越是穷地方越是藏大鱼。
” 然而此时的满脑子都是那一船船的银子和钞票接下来就是和户部为代表的大臣扯皮。
户部认为这笔钱自当入国库充当国用。
朱棣不舍得啊想要纳入内帑。
这事还没扯清楚话风就突然转到要不要迁都这件事上面。
永乐迁都这件事对后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对大明朝廷的效果而言确实很难讲。
目前是大多朝廷大臣不愿意去北京那地方风沙又大又落后哪有南京富庶? 再说了当时明朝经济文化中心肯定在南京啊江南地区的发达毋庸置疑。
但朱棣不干啊他在北京呆习惯了那边比较有安全感啊。
当然他也想打击北元开疆拓土。
总之没人能知道朱棣的真实想法但论迹不论心后来朱棣确实一直在和北元干仗。
是塞国的这笔钱给了朱棣更多信心起码腰杆子更硬了在迁都之事上他就硬逼朝臣屈服。
大臣们对付皇上也有的是招就说反正国库没钱你要非得迁都那就得用塞国这笔钱。
经过一番极限拉扯最后只给朱棣留了三百万现银其余全入了国库。
这时大伙儿才想起塞国来的仇敬他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了。
最后还是太子朱高炽领班姚广孝、杨士奇和文渊阁学士及相关人员与仇敬使团洽谈。
这次仇敬过来是要和大明搞一个一揽子的边贸总协定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前都属于朝贡体系。
就是你蕞尔小国向大哥我称臣纳贡然后我看着给你赏赐。
当然咱们大明是天朝上国肯定不会让小兄弟吃亏就是否则下次谁还来呀? 但塞国和大明是兄弟之国呀那肯定不能按照朝贡那套来仇敬是带着方案来的。
大明不是对贸易全无概念的市舶司从唐朝就开始设置了专门负责进出口贸易发许可证收税对进出口船只检查看有没有夹带违禁货物等。
但此时的大明海贸仍然是朝贡制度你的有牌照(堪合)才有资格到朝廷指定的市舶司朝贡。
大明对这些朝贡使团的回礼也很厚道一般是贡品的十倍。
明朝有一起事故就是一伙海盗意外得到大明的堪合冒充使团去朝贡结果遇到真使团两家直接火拼起来。
这要不为了赚点儿钱谁冒那么大的风险啊? 皇上的面子很值钱可能是受了刘学勤的影响对海洋事业比原来的历史重视了许多对于朝贡回礼少了一些但仍然没有收税。
而原本的历史中直到正德年间海禁废弛才开始抽20%的实物抽分与宋元时期的关税制度接近。
这个时代抽税不可能像后世那样做到各种商品细目制定不同的税率也没有HS代码之类的分类系统。
所以宋代是将商品分为细色(贵重)和粗色(普通)两大类前者抽税1/10后者为1/15。
大明在毫无准备之下谈判过程就是被动审阅塞国提出的文本。
塞国提出希望大明方面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天津等四处海港或增设市舶司;长江沿岸设置荆州、汉口、南京、九江、镇江、苏州等六座江港; 对等的塞国对大明开放合浦、防城两座海港;宜宾、重庆、阆中、昭化、岷都等河港;秦州及宁县(庆阳府)设置两座陆港。
在以上港口交易区内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
考虑到明国出口到塞国的商品以粗色为主在本次协定期限内塞国对大明商人免征关税。
但对于大明方面对塞国商品收不收税收多少税文本中并没有提及。
初次接触之后朱棣召集内阁主要是请杨寓普及税收知识。
塞国的税收设计也是参考了之前历朝历代经验还有一些刘学勤掺杂的私货。
杨士奇要总揽全局对税收还是很熟悉的。
税收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第二条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朱棣听完还有些小失落他还想问问老仙有没有长生不老的办法呢好嘛这直接确定无疑了。
接下来就是塞国的税收制度也还在不断演进但是整体而言重工商业税轻农业税;对官绅等权利阶层增强纳税意识但也要适可而止;税收累进制度尽管实施的还比较粗糙但官府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富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赋税。
之所以官僚体系不为权贵阶层打掩护主要还是因为官员收入是比较理想的。
腐败问题肯定也有但刘学勤的意思是先让这种情况冒头然后再找解决办法。
总体上塞国施政是比较自信的大概每个人觉得身后有老仙这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另外在收取贿赂方面也是不太敢伸手感觉老仙肯定会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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